派驻山西省女子监狱虽然只有一年半，任健慧却时时感到心情有些沉重。因为疫情关系，不能深入监区，与服刑人员“见面”往往从一封判决书开启，冰冷的文字背后，一个个悲剧故事常常带着寒意扑面而来。因为幼年缺少家庭的温暖、亲人的关爱，导致缺乏安全感，处理问题方式单一，成了导致犯罪的可能性因素，如何让失去自由的惩戒变成介质让预防犯罪的端口前移，如何让那些暂时失去母爱的未成年人走出阴影健康成长，是她常常思考的。
当时，他们不知道我的成像组织已断裂
4月15日早晨，我的左眼突然有若干黑影掠过，所视之物左面边缘扭曲、模糊。我以为最多是眼底出血，通过电话向医生说了情况，她让我过去一下。
前一天，长治市武乡县检察院未检负责人暴芳芳与我约好，9点30分来省女子监狱办理两名服刑人员子女监护权变更手续，一看时间尚够，我就去了医院。没想到一检查，左眼成像组织已断裂，医生建议立即住院。此时，我想着先把事情办了，很快就回来住院。
“没想到这么难，你们的敬业和专业，让我们很感动，感谢任检察官和监狱民警的帮助！”这一声没想到，她经历了太长的等待。是啊！我也没想到“简单的”变更监护权手续竟然用了4天时间，手续办完，孩子“亲情回归”，服刑人员安心改造，承办检察官案结事了，而我却因眼疾加剧默默忍受着痛苦。
四天，是什么支撑着我
事情从四天前说起，4月12日，暴芳芳给我来电话，讲述了她们办理的一个案件情况：2020年，在办理两起贩卖毒品案件过程中，检察官发现，犯罪嫌疑人是两对夫妻（女方分别为韩某、史某），共同贩卖毒品，各有一个未成年孩子，还在上初中；2020年底，均被判处2年至6年不等有期徒刑。4名服刑人员长期羁押后，两个孩子无人照顾、抚养，成为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，势必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。办案检察官感觉到了心头沉甸甸的牵挂和责任，随即向未检部门负责人移送了线索。根据民政部、最高检等12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未检部门延伸检察工作触角，协调社会各界力量，积极对两名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进行了救助和关爱。
2021年2月，案件办结后，检察院第一时间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，将两名未成年人纳入“事实无人抚养孤儿”民政优抚政策范畴。民政局收到检察建议后，及时派人走访、评估，认定两人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相关规定。4月初，该县民政局将他们纳入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”生活保障范围，由民政部门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民政救助金，直至成年。
暴芳芳接着说到，救助款申请到位后，现在的问题是由谁行使监护权，作为资金保管人，才能确保这笔钱用得好。而且两名未成年人正值青春期，更需要来自家的温暖，我们征得两名未成年人代管亲属同意后，需要到省女子监狱找两个孩子的母亲办理变更监护权手续，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办理。
“救助金批下来了，但是监护缺失，孩子生活还是没有着落；成长不能等，父母的错误不能影响无辜的孩子……”我当即答应，全力协助，把好事办好，虽然近期因为翻阅近200本卷，疲惫感会时时袭来，晚上睡觉闭眼时，觉得眼珠想要像一只愤怒的小鸟一样冲出来。
时值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，检察官不能直接进入监区，我和分管副监狱长沟通情况后，与狱政科一同开展工作。了解动态、沟通谈话、释法说理、做思想工作...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都需要检察室、狱政科、监区之间反复进行。
通过监狱民警、电话，我向二人一遍遍讲明政策、解释未成年人保护法、民法民诉等相关法律规定；讲孩子的生活教育、健康成长，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。
开始时，两名服刑人员都不同意变更监护权。韩某担心变更了监护权，自己出狱后，孩子和自己就没有关系了。我告诉她，根据《民法典》三十一条规定，有抚养权的人可以协议变更抚养权，协议里已写明出狱后抚养权自动回归。史某担心监护权转移给了妹妹，会给家人带来生活负担。我告诉她，孩子每个月有1000元救助金，生活已有了保障。
“感谢检察官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。进了监狱后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。没想到我犯了罪，你们为孩子争取到救助金，还这么耐心地给我讲道理，讲法律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变更了监护权，孩子的救助金就有了着落，生活上学就有人管了，我也能安心改造了......”真情付出解心结，得知亲属照料着孩子，出狱后自己还是孩子监护人，二人一再表示感谢，其中一人激动地失声痛哭。随后，在变更监护权协议书上签了字。我一再叮嘱暴芳芳要后续跟进孩子心理辅导，帮助孩子走上健康的人生道路。
是什么让我坚持下来？我想，法治、温暖与爱，都像照进困境少年生活的一缕阳光，托起了未来的希望，这也正是检察机关职能所在、社会责任使然，牵系着我们每一名检察人的心。
这是一次爱的接力
承办检察官又赴平遥监狱、晋城监狱，通过驻监检察室协调，征求了两名孩子父亲的意见，两名服刑人员都没有意见，顺利签了字。
向善之力，汇聚成光，“揪心事”变“暖心事”。
历时4天，司法温暖层层传递、环环相扣，最终在武乡县民政局和当地村委的见证下，签订了《变更监护权协议书》，两名未成年人的受监护权在司法助力下实现变更，救助金顺利发放。
三地检察机关用爱串起“同心圆”，助力“亲情”温暖回归，困境少年生活终于有了保障。
是否可以上升到制度层面
事情圆满解决了，但是我的隐忧一直不能放下。亲情缺失，人格偏激，常常是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现实生活中，有多少类似身处困境的孩子，因为缺乏监护而误入歧途或者遭遇伤害。如何帮助他们回归“良性轨道”，怎样把正他们的人生航向？
由此案例，我想起曾经看到过某检察院探索“监护监督人”制度，忽然，顾不得眼睛胀痛，心头一亮。是啊，如果结合民法典中的委托监护制度，加之检察监督职能，有监护权的近亲属，通过协议变更监护权；没有监护权的非近亲属，探索“监护监督人”制度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实践，以未成年人保护为核心，建立起监督合适的受托人人选，监督委托监护过程合法性，搭建监督机制平台、监督受托人履行监护职责情况等一系列制度。具体开展工作，还需要学校、社区、民政等相关单位部门形成合力，共同发力。这样，能有效解决监护缺失问题，对于预防困境少年误入歧途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都将产生积极作用。
